谢其章︱上辈子藏书 书界新闻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11-06 15:11
网络时代,网民的昵称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,千奇百怪,眼花缭乱。我的一位雅好藏书的朋友的昵称叫“上辈子藏书”,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,据我的了解,他的父辈跟藏书一点儿不搭界,可是我还是觉得奇好。如今我把“上辈子藏书”拿来作题目,是想说说我凯发网娱乐官方网站父亲的藏书和读书,重点落在“读书”。
父亲今年九十八岁,除了耳聋之外没啥大毛病,能吃能睡能说能走路。每个月父亲自己用算盘算药费单据,我负责跑腿去单位报销,父亲的报销单的字写得和年轻时一样秀丽工整,我们做晚辈的远不及。
父亲七岁时插入小学二年级,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正规的中学,只好上私立竞进学校,为的是学费能省一半。饶是这样,仅仅上了两年父亲还是退学了。失学之后,父亲在家补习功课,准备1937年下半年考高中。继续求学之梦被战争打碎了,父亲既不能上学,又不能在家乡就业,万般无奈,只好跟随二伯父到南京药房当学徒。也就是说,父亲的学历勉强只够初中程度,后来完全靠的是“自学”。
刚刚到南京,行装甫卸,二伯父的友人葛煜龄从厦门拍来电报,推荐父亲去厦门商务印书馆工作,二伯父觉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更适合父亲,马上决定返回宁波,即赴厦门。父亲后来一再对我们说,葛煜龄的电报成了救命符!不然南京屠城,在劫难逃。
厦门商务印书馆并未去成,父亲被困在了宁波,一度宁波也遭到日机轰炸,全家只得迁到离市区二十里的西乡翁家桥避开战火。动乱的岁月,父亲没有荒废学习和读书,甚至希望越过高中去考大学,这当然是个幻想。父亲前些年将他少年时的读书笔记交给我保存,1939年5月18日到21日读《老子道德经》、6月21日至30日读《史通》、6月26日开始读《文史通义》……我还见到过父亲另外一册读书笔记,读的是“外国的文艺作品如《战争与和平》,屠格涅夫的作品及法国作家的作品。同时开始读茅盾,巴金的小说。《鲁迅全集》全部读过”。不同的是前者是毛笔小楷,后者是钢笔字。


读《老子道德经》
读明史笔记
二伯父比父亲大十多岁,走南闯北,见多识广,十几岁时便进入北京前门五州药房,抗战前任南京五州药店经理。父亲回忆往事,称他们兄弟几个除了二伯父,都是“乡下人”没见过世面,二伯父当年阔得很,每回一趟宁波光是挑担就是十几挑。1939年,对父亲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,祖父这年去世,远在桂林亚洲药房任经理的二伯父赶回宁波奔丧。这期间二伯父认为父亲困居宁波势必一事无成,不如跟着他去大后方闯闯。前几天跟父亲聊天,他说当时去大后方另有一层原因,父亲兄弟姊妹八个,宁波势将沦陷,家里考虑为谢家“留根”。
1987年冬天,二伯父来到我的小家住了十几天。老人家每晚洗完脚后,用手搓脚心,搓到发热为止。现在想起来这个养生方法也许很管用,二伯父活到九十五岁,若不是着急赶着接孙子摔了一跤,活过一百岁没问题的。
1939年9月21日,父亲跟随二伯父一行七人,历经周折,于10月10日到了桂林,开启了一段不寻常的“勤工俭学”。桂林亚洲药房斜对面有家生活书店,父亲经常去书店看书,“开始接触进步书刊,如《大众哲学》,《新哲学的人生观》,《救亡日报》,《读书月报》,并且订阅了《理论与实践》”,“同时读了一些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文章,胡适所云‘发现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个行星,在科学上是有同等价值的。’受其影响,我产生了‘为研究而研究’的想法”。我感觉父亲的人生观世界观此时慢慢成型,而且想做出一番学问来。这也就能解释通,为什么很久以后父亲对我喜欢的那一套——什么张爱玲呀,什么小品文杂志《人间世》《宇宙风》呀——大惑不解。
那几年里父亲随着二伯父的生意在桂林和衡阳两个地方辗转,在衡阳待的时间比桂林稍多,在衡阳,父亲结识了几个进步青年并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,父亲讲解“《联共党史》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”,不明觉厉呀!父亲这些枯燥的理论笔记,现在归我保存。家里的老相册里有一张衡阳学习小组的合影,小时候看了只觉得青春的美好,并不知此中有深意。1966年串联,我曾到过衡阳,也并不了解衡阳对父亲的特殊意义。最近在读“衡阳保卫战”中日两方写的书,一边看一边想象父亲在衡阳的日子。

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笔记
1944年6月,日军逼近衡阳的前几天,父亲与学习小组成员加入了“湘桂大撤退”。混乱中,学习人员跑散了,父亲跑往毕节,在一个叫“三桥”的地方,住了一宿。这一夜父亲考虑再三,“考虑要取得高学历,考虑到学术研究,考虑自己的前途”,不能到偏僻小城去,无论如何要去重庆。这是父亲自主决定的影响一生的决策。没有路费,父亲卖掉手表;没有车,父亲就徒步。孤身一人跑到贵阳,已经弹尽粮绝,精疲力竭。天无绝人之路,“不期而遇到桂林生活书店经理方学武,他正在等待国民党宣传部派车来接湘桂大撤退的文化界人士,方学武很痛快地同意我挤在接他一家的汽车上”。就这样,父亲于1945年1月10日到了重庆,开启了人生又一段关键的历程。
通常所说的志同道合,应验在父亲初到重庆的日子。衡阳学习小组的朋友也先后到了重庆。父亲囊空如洗,只得住在许仁铎的宿舍,许在《时事新报》做校对,夜晚上班,白天睡觉,父亲晚上便睡许的床。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,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,某晚父亲睡在许的同事常可的床上,不料床铺塌了,报社的总务科长上楼查看,见是外人睡在常可床上,不由分说,把常可解雇,把父亲轰走。父亲本来只愁吃饭的钱,现在还要算住旅馆的钱。又是天无绝人之路,没过几天,父亲又遇到学习小组的赵仁祜。赵交游颇广,正在推销《联合画报》,见父亲如此落魄,便叫父亲跟他一起干。我收藏有几十期《联合画报》,曾在《上海书评》撰文介绍这份刊物。1966年串联我也到过重庆。好像有根无形的绳线,隔着悠悠的岁月,将父子牵连。
1945年5月,父亲考入中华书局总管理处,5月14日正式上班。巧合的是,母亲也是同时考入中华书局,同一天上班,同在一个科室。同事加同乡,他乡遇故知,父亲和母亲相知相恋在中华书局。遗憾的是,中华书局百年纪念时,老职工名册里并没有父母亲的名字。问起中华书局的熟人,他说早期的档案资料散失了很多。
“弱冠旅食四方游,意气凌云为国忧。重庆妖氛悲志士,桂林风物忆名流。”父亲用这首诗来概括颠沛流离的岁月。
在重庆中华书局工作的日子,也许是父亲一辈子最顺心的日子,得到书局重用,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委派父亲到上海接管上海中华书局。1950年10月出版总署召开出版工作会议,中华书局有代表出席,会后,三联、中华、商务、开明、联营五家出版社也召开联合会议,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。会后中华书局动员大家报名去北京“中图”工作。父亲基于三个考虑,决定报名去北京:一,脱离私营的中华书局,参加公私合营的“中图”,是前进的一步;二,立志研究明代历史,明代建都北京,历史资料肯定比上海多,有利于研究工作;三,北京是首都,政治文化中心,非常向往。父亲考虑的都是自己的理想,没有考虑母亲到北方生活的诸多不习惯不适应,而且母亲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回过宁波,五十岁就病故了。如今思之,父亲这步棋对母亲来讲是不公平的。母亲的钢笔字比父亲更秀丽,父母亲的字都这么好,可惜五个孩子没一个继承这个优良基因。

作者母亲读书笔记
1962年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卡
1951年初父亲举家来到北京,在东城西总布胡同9号住了多半年,后迁居到西城按院胡同。这一年开始,父亲大量购置书籍,并记有“藏书目录”,图书分类采用新式的,马列居前。这本藏书目录,现在归我保存。目录中有两本书以前我特感兴趣,1933年初版本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和1955年三联版《骨董琐记全编》。曾经多次明知故问,书哪儿去了?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本子,可是在没有网络之前,找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,当然,现在这两本书早在我的书架上了。父亲收藏的重庆版《新华日报》,现在也归我保存,王若飞“四八空难”前后的报纸是全的。
父亲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全套的《历史研究》杂志等旧书刊,为了补贴家用,陆续卖给了中国书店。二十四史是书店来家里拉走的,卖了五百块钱。我上初中的时候,曾经跟父亲去西单商场里的旧书店卖过书,有的书能打六七折收购,有的只能上秤论斤卖,年幼无知,感觉卖书很好玩似的。
按院胡同岁月最初的几年,父亲布置出一间书房,两个书架,两个玻璃门书柜,一张写字桌。墙上挂着1955年荣宝斋木板水印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父亲五十年代的几千册藏书,在以后的岁月里因各种缘故散失殆尽。
1972年父亲把我从内蒙农村调到他身边,就这样我在青海待了两年。那段日子里才多少知道些父亲的研究内容是什么,虽然似懂非懂,深感父亲的学习精神真是了不起。青海地处高原,一年中近一半多的时间是严冬,生活艰苦,吃不到蔬菜。早些年没有电灯,只有油灯照明,父亲对我讲,好不容易搞到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,赶紧看书写作,有时灯罩打碎,父亲大哭失声。那个时期煤油灯下写作的书稿现归我保存。在青海父亲买了不少书,现在多数归我保存。我将这些书里的购书发票一一抄录在一个小本子上,或可单独写成一篇意味深长的“藏书与读书”故事。